追抚三十年  选择应无悔

         ——我做律师十八岁

1979年，是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之时，出生于1963年的我，正得益于改革开放、高考制度恢复，开始步入高校殿堂，而两年制专科又毕业于化学专业的我，却因历史机遇，在1981年刚满18周岁的时候，能出庭辩护，有幸从事律师工作，屈指算来，已二十八载。若天人有缘，搁笔无撼，律师应是我终身的选择。在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三十年之际，追抚感慨良多。

我出生、成长、从教于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，在我开始从事律师工作的二十八年前，举世瞩目的“神府煤田”尚未发现，虽有文化底蕴，但长期封闭落后的环境，无法使她与今天具有的“全国百强县”、“中国能源新都”等美誉相联系。当时县法律顾问处（后更名律师事务所）还未组建。刑法、刑诉法虽已颁布，但公开审判仅出现在部分刑事案件中，律师的刑辩职能也只能由法院指定在当地有威信、印象中能言善辩的几位社会人士担任。民商领域的法律服务更无从谈起。时任县司法局局长的贺海胜先生是位德高望众的老政法，又是我父亲的挚友，他负责筹建法律顾问处，可能基于父辈们的了解、信任，他认真、热心地鼓励我这个和法律不沾边的大学生改行做律师，但他可能是要考我过关，开出的条件是先出庭后调动。说实话，当时我对律师也仅有从小说、电影中留下的星点印象，法律知识也仅知道颁布了刑法、刑事诉讼法，真要做律师，尚底气不足。幸有在当地公认极富才华、文思敏捷的父亲鼓励和愿作后盾，再加上自己年轻气盛，便答应下来。接受的第一案是由司法局联系，法院指定为一个青少年盗窃案作辩护。与其说这一案是父亲和我在共同研究、分析辩护思路、方法，不如说是他鼓励我如何迈入律师的职业之门……。当年9月10日，在我刚满18岁时，第一次出庭，拉开了我律师职业生涯的序幕。当时的小县城，公开审理刑事案件本就很受大家关注，甚至有点看热闹，加上这个青少年犯的父亲是县城中层领导，又有我这个18岁的年轻人做辩护，旁听席一下来了三百余人。虽近似照本宣科的辩护，还是引来阵阵议论，人们有肯定“这个娃娃还能辩……”。简陋的法庭悬挂国徽，使我初尝了律师之味；不经意的摄影、录音，使我第一次出庭有幸存照。其中一幅后来还成为榆林唯一入选《陕西省志.审判志》的照片，当是后话。

之后，在父亲指导下连办7案，正对律师踌躇满志之时，却因18岁这个年龄差点使我的律师生涯就此结束。期间，因需参加全区律师公开招聘的考试，而报考通知上明确要求须年满23岁，我自然不在之列。眼看着其他报考者赴榆赶考，带队的司法局公律干事杨殿民同志深为我感到不平和遗憾，到地区司法局翻了一天律考文件，发现省上下发的通知中对报考兼职律师的年龄并无限制，他据此力争，才使我获得报名资格，随后赶赴榆林参考并得以录用。至今，我对早已离开司法队伍、身处远方的殿民兄怀有深深的感激和敬意！1982年，神木县法律顾问处成立，我自然成为其中一员。再以后，被选调为榆林地区律师事务所首批三律师之一。到1994年辞职和同伴们组建了全区首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。至今二十八年，律师职业再没有与我分离。

自然，我也参与和分享过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三十年来的硕果与辉煌。执业之初，举世瞩目的“神府煤田” 开发建设在我的家乡拉开序幕，二十八年后，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在榆林已具规模。得益于改革开放，上天宝藏，陕北这块长期的法治荒漠，对律师业的需求，也由最初的刑民传统服务，到现在律师出任民营大企业“独立董事”而不再时髦；从最初一个诉状收费三元的等客上门，到服务足迹遍于全国，时与港、澳同行常来常往；从关注资源开发、权利归属、环境保护、民众补偿，到社会转型、农民减负、民生工程，体制探索。改革的深化，不断在向我们提出新的课题。1997年为子洲县12688名农民代理减负案，可能是全国人数最多的共同诉讼。曾以《从窑洞走向法庭》在中央电视台.新闻调查栏目播出，海内外影响颇大。自感为取消千百年来压在农民身上的“皇粮国税” 而尽力，甚为欣慰。从入行、成长于国办神木县法律顾问处、榆林地区律师事务所，到1994年辞去公职，与同仁创办榆林首家合作制、合伙制律师事务所—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，现30余名同仁与我合作，青年律师茁壮成长。更有二十余家律师所棋布榆林土地，近二百名执业律师辛勤耕耘，甚而省城、京城同行四面八方欲跻身于榆林法律服务市场。

在分享中国律师发展硕果与辉煌的同时，必然要与中国律师恢复重建的历程一样，对艰辛与曲折、轻视与偏见具有忍耐和担当。曾记得，初做律师向法庭递交委托代理手续，竟被法官以“案件正在调解”为由，指责是干扰法院办案；十余年前，远赴哈尔滨会见犯罪嫌疑人，奔走于三级公安、检察机关，等待二十八天才始得实现。相信今天律师虽不会遇此尴尬，但此类事件也并未完全绝迹。即使在省司法厅隔壁的工商管理机关调查，面对只让查阅不让复制，也无可奈何，只能以《一次没有结果的调查》成文发表于《中国律师报》，而算作呼吁和努力。会见难、调查取证难、律师伪证罪等不快和风险，可能要伴随律师走很长时间，制度建设任重道远。

十八岁做律师，年轻给予了勇气，带来荣誉。律师职称的首次评定，二十五岁的我被评聘为三级律师，至今仍能回想起当初的一丝得意，但二十年来再未申请高级律师职称，是对学识进取缓慢的自省。社会、行业给予的荣誉、认同，足以使我汗颜。数十篇只能算“术”不能算“学”的文章见诸全国报刊，仅是学未止步的证明。与家乡唯一高校榆林学院建立“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合作项目”，更是对西部律师法学理论提升和法苑学子学以致用的渴望和探索。设立“陕西富能律师助学基金”只是想体现一点应有的社会责任。1995年，陕西省首届十佳律师评选有幸其中，1999年中国律师恢复重建二十周年时进行了 “寻访第一”活动，《中国律师报》发表的《我做律师十八岁》一文，不知是否认定了我是当年年龄最小的律师。

又十年过去了，当年还被称作“年青人”、“年轻律师”的我，不得不被人以“老师”、“资深律师”等尊称所替代。当人到中年身处被认为事业巅峰之时，实际上少了青年意气奋发、敢想敢干、不畏权贵的正义之气。1984年，22岁的我气血方刚，面对“受害人”是县委书记的诽谤公诉案，敢于公开叫板，此公后官至地委书记，是否因此为因，自己从此断入官场之念，但至今仍不感后悔。二十余年后，在责任、深思与周全建立的同时，缺乏了进取和必要的风险担当，令人扼腕。

我十八岁做律师，是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的偶然，而能置身于律师制度三十年的辉煌与丰硕，则无疑是改革开放、建设法治国家的历史必然。回想我家四代人的法律渊源，斯证于此。祖父生于晚清、长于民国，虽因早仕肄业于北京法政大学，潜心为书法大家，然生不逢时，长于法律，仅能为家乡受冤百姓书一状纸，俯命于军阀井岳秀、杭毅等“开明、公正”。父亲才华公认，极富正义感，是新中国家乡首次考出的三个大学生之一，文思敏捷、极富辩才的施展平台除终生于三尺讲台外，民众对其印象却更多来自“文革”中大字报、大辩论才华的体现，令人感慨和深思。而我得益于改革开放、依法治国，虽未能受训于法学专业，却有机遇从事律师职业。虽生长于黄土地，但能让你施展才华的不仅是家乡经济、社会、文化飞速发展对法律服务的巨大需求，更是一个开放世界对你心智的接纳和能力的考验。更幸运是我的儿子，生长于改革开放的盛世中国，从小耳濡先辈与法律、与家、与国命运之相联。开放的彰显、教育的包容，使其有幸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。虽入于理工，后攻读社会学，但向往海外一流法学院攻读学位，情有独钟。理想是否实现，另当别论，但社会为其提供的条件与机遇不仅已经成就，而且，法治必定是他们未来生活方式的选择。

从事律师职业二十八年的我，如无他因，律师必定是终身的选择，面对同期执业而又近乎自己长辈同行的退休、淡出，面对数个创业同伴的英年早逝和离去，使我深深感到，十八岁做律师，是一种机遇，现在能活着，是一种奢侈和幸运，应担当更多的责任，终生从事律师职业，更是一种光荣。中国律师，恢复重建，历尽艰辛，硕果累累，任重道远，前景光明。放眼未来，法治国家，科学民主，人心所向，舍我谁当！

 (曾刊发于中国律师网、榆林日报，有删节）